转载：辦公室隔間的秘密歷史（书评）
辦公室隔間的秘密歷史
書評2014年8月4日https://cn.nytstyle.com/books/20140804/t04office/zh-hant/
你如何工作在很大程度上取決於你的工作場所——這是尼基爾·薩瓦爾(Nikil Saval)在《隔間：辦公室秘史》(Cubed: A Secret History of the Workplace)中探討的一個重大主題。實際上，辦公室的歷史毫無「秘密」可言；從美國內戰起，隨着白領隊伍的壯大，經理們和設計師們經常討論員工們應該坐在哪裡，應該用什麼樣的辦公桌，他們周圍的牆壁和窗戶應該是怎樣的。薩瓦爾是《n+1》的編輯，他寫的不是秘史，而是更有趣的東西。他把直白的事實描述與各種文學、文化和政治洞察融合在一起，讓他講述的故事更黑暗，不枯燥。
19世紀末之前不存在現代意義上的白領階層。大多數辦公室都很小，最多僱傭幾十名員工來為經理和合伙人服務；甚至連大工廠都可能是精簡運營。辦公室本身通常是親密的、非正式的場所，員工和合伙人坐得很近，甚至可能是挨着坐。每個人都處理所有事務；通過口頭交流而非文件備忘錄就能把工作完成。薩瓦爾根據赫爾曼·梅爾維爾(Herman Melville)的故事《錄事巴托比》(Bartleby the Scrivener)進行的絕妙分析，發現這絕不是幸福的天堂，而往往是親密的暴政。另外，當辦公桌連在一起時，把衣衫寒酸的窮人與富足的成功人士分開的界線就更加明顯。不過，「人們認為，雖然低級職員和合伙人之間的差距是巨大的，但也是可以輕易克服的。」
薩瓦爾的故事本質上是關於這個辦公室王國變得更大、組織更嚴密時會發生什麼。實際上，當辦公室變成由內部分工主導的官僚機構時，美國夢就褪色了，雖然在儀式上它仍被拿出來炫耀。國家鐵路和煤炭鋼鐵業引領了這方面的變革，它們需要成百上千名專業服務工作者，而不是一小群全能職員。
通過一種巧妙的方式，薩瓦爾陳述了電話和打字機的出現如何助長了這一變革，把辦公室文化從口頭文化變成了書寫文化：電話迫使人們記錄下遙遠的、沒有人情味的交流；打字機的出現使得這麼做成為了可能。在很多不停膨脹的美國城市裡，向外擴張變得越來越困難、昂貴，於是建築物向上發展。一開始，設計師們對於19世紀末聳立起來的鋼筋結構的高層建築該如何組織內部空間，毫無頭緒。薩瓦爾說同樣也屬於新生事物的立式檔案櫃變成了「隱喻意義上的辦公室」，大樓的每一層像一個單獨的文件夾堆積起來。這是一個巧妙的想像，甚至可以變成現實。
工效設計師弗雷德里克·泰勒(Frederick Taylor)是這種組織結構的罪魁禍首。他想對辦公室工作進行改造，讓它變得和工廠里的體力勞動一樣高效。這就體現為組織嚴密的工作場所：在開放空間里為低級職員設計一排排整齊劃一的桌子；為中級職員設計幾乎相同的隔間；為高層的少數幾個人設計有個性的辦公室。但是「二戰」結束時人們已清楚地發現，組織嚴密的辦公室可證明是弄巧成拙；那時候，工業分析師埃爾頓·梅奧(Elton Mayo)和其他人已經證明，整齊的文件櫃式辦公室實際上適得其反，令人壓抑，使人消極，因此降低了工作效率。
薩瓦爾生動地描述了極少數有遠見的建築師們的設計，他們努力想讓工作場所人性化。例如，弗蘭克·勞埃德·賴特(Frank Lloyd Wright)1906年設計的拉金行政辦公樓(Larkin Administration Building)，它位於水牛城，帶一個採光很好的中庭，這是最早進行這種嘗試的作品之一；1958年完工、米斯·范·德·羅厄(Mies van der Rohe)設計的紐約西格拉姆大廈(Seagram Building)，幾乎是高度現代主義能夠想到的最美的辦公環境。但是如果設計師不是個天才的藝術家/建築師，客戶不是格外開明，那我們在程式化的工作場所之外還有哪些常見的選擇呢？人性化辦公室的本土形式是什麼呢？
現在這個問題也許比半個世紀前更複雜，因為白領公司的工作在過去兩代中已經發生了轉變。公司晉陞體系——一個人可以在這個體系里升職、降職，或者至少保持原位——不復存在；代替它的是一個更靈活的組織結構，它意味着更多的工作是短期的、暫時性的。例如，根據我的計算，1965年的白領工作者平均一生換四至五次工作，而如今，他們一生中很可能會為十幾家公司工作。即使他們在一家公司呆了很長時間，也很可能會隨着企業的左右搖擺而做不規則移動。人們常說，公司里的固定身份已不復存在。即便如此，這意味着員工們的自我身份認同至少是被打亂了。
那個可能改善這種情況而不是讓其變得更糟的設計，讓薩瓦爾有點困惑，他的反應是正常的。建築的改造力是個有爭議的問題。人們嘗試過「辦公室景觀」，也就是把大群人混合在一起；還嘗試過「熱桌」和「電子臍帶」，它們讓人們不必通過固定的辦公室或辦公場所也能聯繫起來。像硅谷的谷歌園區這樣的辦公園區的規劃者,創造了一種類似現代公司小鎮的東西，它把工作和休閑結合起來，提供健身房、高檔餐廳、醫生和日托所。這種解決方案的一個問題是，這些功能性的便利設施使得人們呆在辦公室的時間更長了。從批評的角度看，它們組成了一個讓人屈服的建築群。
薩瓦爾認為，白領工作者應該以某種方式反抗，但是在尋找解決方案時，他不再是在書寫歷史，而是變成了一個社會學家。他一開始就告訴我們，他寫這本書是受到了激進的社會學家C·賴特·米爾斯(C. Wright Mills)1951年的偉大著作《白領》(White Collar)的啟發。在《隔間》的結尾，啟發薩瓦爾的具體原因已然明了：米爾斯擔心白領工作者是被壓迫的階層；因為他們抗拒工會，相信美國夢，所以他們是被動防衛。他們可能幻想着毀掉辦公室，但是沒有為自己的憤怒採取任何有效的行動。在薩瓦爾看來，工作者必須停止像眾所周知的循規蹈矩的人或者不愉快的「組織中人」那樣思考。
辦公室的建築樣式與組織中產階級有關嗎？薩瓦爾採訪了一些激進的辦公室建築師，比如弗朗西斯·達菲(Francis Duffy)。薩瓦爾還離開美國去考察荷蘭在組織工作流程方面的一些實驗。設計顧問埃里克·費爾德亨(Erik Veldhoen)給他提供了一些直率的建議：「你知道卡爾·馬克思(Karl Marx)嗎？他現在得活過來。」薩瓦爾夠成熟，沒有接受這個建議，但是即便如此，他也從中發現了一些吸引人的東西。或許，如果工作者在考慮如何控制工作場所，那他們將開始考慮如何改變工作本身——但是薩瓦爾採訪的專家都沒能提供令他信服的建議。
對這本書來說，這個結局不能令人滿意，卻最為誠實。《隔間》讀起來令人愉快：文字優美，結構清晰。因為現在很多美國人——包括男人和女人——清醒的時間大半是在辦公室度過的，所以它也是一項重要探索。
《隔間：辦公室秘史》
作者：尼基爾·薩瓦爾
有插圖。352頁。雙日出版社(Doubleday)。26.95美元。
本文最初發表於2014年6月15日。
Richard Sennett在紐約大學教社會學。他曾是美國工作委員會的主席。
翻譯：王相宜
翻譯：王相宜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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